公元780年唐德宗首次收茶税之后,对茶农疾苦的感同身受让他取消了茶税。但缺钱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再加上食髓知味的惯性, 793年他正式恢复了茶税。税率百分之十，当年收入四十万贯。 民间对茶叶带来的财富渴望不亚于官府。陆龟蒙、白居易都经营过茶园。白居易的诗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在这个语境之下就更耐人寻味了。陆龟蒙置小园于顾者山下,岁入茶租十许,薄为阳奴之费。”这里用典复杂,其实就是种泵赚钱后买一些昂贵的名茶喝,我们就理解成以贩养吸好了。 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率相、文学家王涯开始鼓吹“確茶之利” 権,独木桥的意思。后来有了专利、专卖的涵义。《管子》曾宣扬一种想象经济学: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商君书》的幻想更加具体: 利出一孔,则国多物。”権茶,就是茶叶专卖政策。唐代本身就有官办场圃,出产的茶叶是御用标准,种植与制作都代表当时的最高技术。 王涯关于茶叶专卖的设想是: 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为權茶使。 似乎是因为茶叶实在太赚钱,朝廷总忘不掉曾经在茶行业的布局工作。但在岸上收税,完全享受不到分肥的快感,于是朝廷毅然下海强买百姓的茶园,但具体的措施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旧唐书》记载: “盐铁使王涯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移栽茶树很难存活,损失很大,但发展到“旧有贮积,皆使费弃”这种纯粹暴行就让人难以相信了,先前应该没人会想到文学家王涯有如此铁血手腕。 《剑桥隋唐史》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可能并不准确的: 唐朝政府不断接到警告说,它的政策正在导致东南地区的不满和强乱。835年关于将茶林移植到官办场圃中的建议在茶叶生产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有人劝告政府说,强制推行这一计划“止有尽杀使人,入山反耳”。这一建议于是不得不放弃。 “将茶林移植到官办场圃中”这一举动中的疯狂性被外国汉学家注意到了。但是因为有老百姓警告要就“不得不放弃,这实在不是唐朝皇帝的习惯。其实,“権茶”的终止完全是个意外:王涯参与的剩灭宦官的军事行动,因计划与执行过于荒唐而失败，王涯被腰斩。 这场军事行动后来被叫做“甘露事变”。整个事件在历史上很重要,但在此不便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当王涯这一方失败,太监仇士良率神策军-一捉拿他们。“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攜入左军。”権茶使王涯在茶馆里被活捉,颇有意味。 当王涯被腰斩于独柳之下,枭其首于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透,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百姓观者怨王涯権茶,或诟置,或投瓦砾击之。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写的是百姓观者怨王涯権茶,他们只是消费者,并不是茶农与茶商,可见王涯的举措造成的损害范围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文学家、宰相令狐楚后来评价王涯的行径非常中肯: 实为蠢政……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裁,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儿戏,不近人情。” 令狐楚将“權茶”制度废弃,恢复茶税制。但事情没完,令狐楚有一个学生叫李商隐,在甘露事变的第二年春天写了一首名叫《曲江》的诗,其中有几句提到王涯之死: 死忆华亭闻咬鹅,老忱王室泣钢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李商隐对王涯的态度纯粹是哀伤,没有一丝一毫的责怪,与他的老师令狐楚完全不同。 李商隐写这首诗,其实是婉转地支持王涯的经济政策。为什 么？ 李商隐认可王涯凭文采得到拔耀, “永贞、元和间,训造温丽,多所稿定。但他在清要位置上一心想的只是嗜权固位”。 所谓的茶叶专卖,效果又如何呢?唐代无详细记载,我们不妨看看宋代的情形。官焙将皇家审美与精益求精的制作技术带到民间,但政府统购统销的茶叶中永远存在假冒伪劣现象,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强制搭配销售。北宋李数说: 世之所贵,家之所蓄,则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滥恶,不味于口故也。王安石说: 而今官场所出,皆粗恶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欧阳修说:“今民自买茶,须要真茶,真茶不多,其价遂贵。” 我们如何看待唐宋的官焙与私贩这 段历史以及王涯这个人?站在皇帝角度看问题未免入戏太深,站太监的角度更是荒谬。那么站在太监的对立面就是正确的吗?太监的对立面是所谓的文官系统。 李商隐这个文官系统中手无寸铁的弱者,却奇怪地支持王涯的横征暴敛。其实,我们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吃瓜,才是最正确的姿势。 吃瓜群众手里的一杯茶,价格高昂,品质滥恶,保持什么心态是恰当的?王涯被杀,投瓦砾击之如果过分,扔去一块瓜皮我看是合适的。